作家李修文:“流浪”十二年带“小人物”归来

当日活动现场,李修文(中)跟读者分享写作体会。

李修文

作家、编剧,影视监制,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。著有《滴泪痣》、《捆绑上天堂》等多部小说,曾获茅盾文学奖新人奖、春天文学奖等多种奖项,散文集《山河袈裟》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。担任编剧和监制的作品有《十送红军》、《疯狂的外星人》等,编剧作品曾获电视剧飞天奖、大众电视金鹰奖。

“让最精炼、最简洁的文字去营造,或者去建设一种最辽阔的情绪、情境。写一篇文章,就像建起一座山神庙。”这样说,也这样做的人是李修文。

近日,作家李修文来深圳参加自己的新书《致江东父老》分享会,这是一场关于写作与自我认知的深度探讨。李修文谈起写《致江东父老》的缘起,谈起自己所经历与所接触的那些“小人物”,谈起生活真实与“美学真实”之间的关系,谈起他对文体禁锢的不以为然。

在他的笔下,“天下可怜人,都是可爱人。”他想为那些微小的人或事,建一座纪念碑。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悲悯情怀,是一个在滚烫的生活里奔突过的心灵自语,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写作者建构自己文学世界的野心。

“到人海中去漂流,去遭遇,去见识一下。”李修文曾用12年时间,在人海里“浪荡”,在混乱的影视圈摸爬。如今他用《致江东父老》为那段日子铸魂,建起自己的一座“山神庙”。

偶遇盲人经历,影响今天写作

“我的很多缘起,都在这本书里头,最早写完那一篇叫做《三过榆林》。讲的是一个盲人,我曾在陕西榆林遇见过的一个人。通过他,我才知道中国很多的盲人最后死于精神疾病,就是精神分裂。为什么呢?因为一个盲人他如何度过时间——茫茫的人生,他一定会在自己的头脑中虚拟一个非常强大的世界,许多时候他们就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。甚至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传统底下,发展出了很多的艺术流派,很多唱山曲、唱信天游的,词里描述了他们想象的那个世界。那么久而久之已经入体,一个盲人必然会被两个世界争夺,他是会受不了的,他会精神分裂。

所以,当这个盲人在榆林的郊外,非常严肃地告诉我,现在他不是走在榆林,而是走在华灯初上的十里长街……但在我看来它是假的,他是在虚构。”

活动当天,李修文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真实的经历,这个经历影响了他今天的写作。他表示,“当我写出一些日常生活奇迹的时候,我每一次都拿这个盲人作为一个我的确证。”

“去漂流,去遭遇,去见识”

在23岁的时候,李修文写过一些小说,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。他感觉,他所想要描述的那个世界和所依仗的古典文理的价值,正在发生变化。这进而影响了他的创作力,他写不下去了。

“对我来讲很简单,我就是想出门,到人海中去漂流,去遭遇,去见识一下。接下来我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命运?所以我一直强调作者和自己命运要真正的相遇。简单一点讲,你如何从一个文人重新做回一个人。就像鲁迅先生讲的,平民的、大众的、有血性的声音,才有可能被我触碰到,并且变成我的一部分。”

李修文把这看作仅仅就是一种自救。而在混了那么多年以后,当他下意识的开始写作,竟完全没有了文体的负担。

“我们的汉语,存在着某种既能见证日常生活也能见证日常生活的正当性,进而爆发出神奇光环,比如像陶渊明、杜甫这样的诗人。而且通过今天日常生活的演变,中国式的叙述乃至一些司空见惯的字词,有时候可能通过写作被重新擦亮。也许我们这些微薄的写作,也有可能光大中国文学传统,让中国式的情感和经历在今天重新闪光。我这样说可能很狂妄,但实际上这也是内心一个真实的想法。”

“我就是从小人物堆里生长的”

“我也不认识什么大人物,我就是从小人物堆里生长的。这么多年,我们可能要在小人物的身上建设一个所谓的‘大’,当然我也怀疑那个大,其中往往包含着无数个柔弱的‘小’。”

所以在《致江东父老》中,读者看到人生百态,各种小人物粉墨登场。有落魄的民间艺人、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、过了气的女演员、流水线上的工人、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、爱上了疯子的退伍士兵,还有靠歌唱获取勇气的穷人……

这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小人物,李修文用写作,一次次去讲述自己和他们的遭遇、相逢。也如同他行走过的那些地方,“它在我生命中,见证了我的生存和命运,值得我和它重新在纸上‘相遇’一次。我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。”

眼下,李修文在写一本小说集,他希望籍此帮他重新回到熟悉的写小说道路上去。“因为浪荡江湖12年,大量的、匪夷所思的遭遇和人,成了我的一部分体验。”

即便现在,李修文仍然面对着焦虑与困顿。“只要我在写作,没有哪一天是不困难的。毫无疑问从10年前伴随到今天,没准哪一天我又表达不出来了。这在我20年的写作经历中遇到多次,有时长达多年,确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。所以我想一个真正的、严肃面对写作的作家,是不可能不会有这种焦灼感的。这种折磨必将伴随我的一生。”

深圳印象

他生活在深圳,于是我也很热爱深圳

南都:你经常来深圳吗?深圳最吸引你的是什么?

李修文:我来深圳次数并不多,深圳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简单的符号。我来深圳的最主要原因,是因为邓一光老师在这里。我十几岁时就跟他在一起,他是看着我长大的,也看着我“沦落”,然后又看着我归来,重新写作。他一直是我生命中重要的存在,不仅是文学上的,更多是生活上的。我们是两种作家,但是他的存在可以鼓舞我的存在,他生活在深圳,于是我也很热爱深圳。